【十年中国风】环球中国味，谁是TOP1？******
中新网北京10月7日电题：【十年中国风】环球中国味，谁是TOP1？
作者 刘越
这十年来，谁才是“中国味道”中的人气TOP1？
如果在网上这样发问，得到的答案必定五花八门又暗藏“刀光剑影”——
超越时空局限，中国味道“燃起来”
霎时间，川菜、粤菜、湘菜、鲁菜等各大菜系粉丝纷纷下场，煎饼果子、臭豆腐、驴打滚等地方小吃拥趸也不遑多让。可谓“一条大河波浪宽，两岸口味不一般”。
哈尔滨师大夜市，市民们现场享用美食。中新社记者 孙汉仑 摄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华夏儿女食不厌精。再加上这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人流物流通达，餐饮及相关行业稳步前行，中国味道在跨越时空限制后愈加异彩纷呈——
云南人能在武汉吃到正宗的东北杀猪菜，天津人围着延边烤肉喝着北京二锅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超过5亿人。科技的进步让“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成为“足不出户，尽享天下美食”。
如果把问题换成“外国人最爱的中国味道”，答案又会如何？网友们大概率会犹豫又不失礼貌地反问：“呃……是不是饺子和烤鸭？”
那么，“中国味道”在海外的这十年，又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轨迹？
海外的“中国味道”是什么味？
和“华夏吃货”兼收并蓄的“中国胃”相比，老外们的口味着实有点让人难以捉摸。不过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美食扬帆出海，让海外正宗的中国味道，也逐渐变得有“迹”可循。
中国餐饮文化对外输出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以日本厚生劳动省近年来公布的资料为例，共有近6万家中华料理店遍布日本全国。不过海外有两个关于中餐的概念——“改良中餐”和“本味中餐”。前者结合本地口味，后者更加原汁原味。
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唐人街举行的亚洲美食集市吸引食客光顾。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在采访中，小新被狠狠科普了一波“洋中餐刺客”。“学校附近有一家点菜制的中餐馆，难吃得令人发指。”在意大利留学四年的声乐老师安德烈(化名)回忆：“印象中最难吃的一道菜是锅包肉，难以下咽，嚼起来像橡皮糖，味道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曾任日本“麻辣联盟”中国支部总代表的何珂表示，中餐的改良有其客观原因。他介绍，川菜传入日本时，缺乏基础的四川调味料，只能寻求替代品，比如用日本的味噌代替甜面酱来炒回锅肉，味道自然不够正宗。
而近十年间，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日彰，原汁原味的中餐也正在异军突起。其中，火锅表现亮眼，按照门店收入计算，2021年的国际中式餐饮市场中火锅占比11.1%，约289亿美元。此外，兰州拉面、酸菜鱼、广式早茶等美食纷纷扬帆出海，正宗中国味道席卷全球。
“中国味道”，何以在世界大放异彩？
在何珂看来，饮食文化的传递是循序渐进的。
“经过改良后，把更适应当地口味的菜品做出来，也更有利于中华料理的对外传播。”而十年一瞬弹指间，无论是改良还是原味，中国味道在海外都开辟出更广阔的赛道。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2021年，国际市场上的中式餐饮数量已经超过60万家，市场规模高达2644亿美元。
日本街头中餐店。留学生小董供图“从前日本流行改良版的中餐，但从去年开始，日本兴起了一个潮流‘ガチ中華’，即追求本味的中国菜。”何珂以花椒举例，近年来，一些在日本开餐厅的当地人，每年会来成都收购青花椒带回国，他们很喜欢花椒的香味和麻味。
中国味道为何能在世界大放异彩？除了中餐本身的味觉魅力，经济发展推动综合国力增强，大批华人出海创业、留学、旅游，中餐消费群体日益增长；互联网上资讯发达，李子柒、厨师王刚等美食博主火遍全球，让外国食客渴望尝试更地道的中国味道；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不断提升，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海外中餐店。留学生路萱供图美食作家李作民认为，所有美食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现象，“中餐在美国或者在全球有多大影响，取决于中国文化对海外有多大的影响。”
谁才是海内外的“中国味道”人气TOP1？或许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中国味道不拘泥菜系，而在于百花齐放的美食格局；中国味道不限制地域，我们有“足不出户，吃遍天下美食”的科技硬实力；中国味道更是不必纠结“改良”或“本味”——在这两条赛道上，中国味道都正在日益香飘全球。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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